我第一次听到“发育”这个词是在小学一年级。

七楼阿姨下班路上碰见放学的我，开起一贯的玩笑：“今日你妈做鸡吃嘛？”

我直直地看向她。女人目光闪烁，到底还是没让天聊死，看到我的胸口，笑容已经挂不住：“哎哟……橙橙这么早就发育了呀？”

一栋老旧楼房装着一群老旧的人，这些人嘴里又装着山南水北不尽相同的方言，我以为她说的“发肉”指我左胸凸起的肉块，结果第二天妈妈让我套上了文胸。

“这不是女生穿的吗？”两根肩带吊着肩膀，布料勒着皮肤，遮住肿大的左胸，有种异样的紧闷。

她顿了顿，平淡地说：“你就是女的。”

我抬头，只看到她撇向暗处的一双不想说话的眼睛。

几年后我从科学课本上找到了妈妈藏起来的理由。其实也没有很详尽，冷冰冰的书本并不会说明为什么一个小男孩的胸部会隆起，双腿间会多出一道裂口，或者——为什么一个小女孩多长了一段“前端”。它解释生命、性别、成长、发育、青春期，笼统地概括一切，又隐藏太多，就像不愿多话的妈妈掐掉故事书的所有生动趣味。

小一之前，罗文芳把家当家，早出晚归，拿一份微薄薪水，闲暇时就打开天窗给我讲夜空中的星群。我用这些星星的名字去交换玩伴的糖果、玩具，或者干脆就是零用钱。糖果、玩具又被我换成了纸币硬币，我把它们都攒在一起，准备等数目足够大的某天再交给她，然后说：你看，我也可以挣钱，所以你不要再那么辛苦。

一个周末，她反常地呆在家，给我一张崭新的五元纸币，让我去楼下人家待着。

“不不不，”她飞快改口，“公园、学校，随便哪里吧，晚饭再回来，懂了吗。”

那时候的旧楼房没有电梯，楼道的灯泡也时好时坏，没有大人会让小孩单独下楼梯。我第一次一个人下高高的八层楼，还被上去的叔叔笑“怎么那么贪玩，也不让个大人带带”。

越接近底楼越能感觉到潮气，雨很快隔着最后十二格阶梯落下来，我没带伞，转身踩上回八楼的阶梯。

慢慢爬回去的过程里很快组织完怎么向妈妈交代——其实也根本不用交代不是吗？只需要一句：妈妈，外面下雨了，我没带伞，我需要伞。

我拖着脚步回到家门前，听到屋子里的女人发出比雨还潮、还湿的喘息。那声音黏腻尖细，可怕得有些陌生。

还有一道耳熟的男声，我想了想，很快回忆过来那是在楼道里碰过一面的叔叔。

那个周末不止一位这样的叔叔踏上八楼，有骂罗文芳当婊子还要立牌坊的，也有二话不说直接把她压到门板上的。我躲在昏暗角落，充当沉默的收音机，收听了全部。

她开心吗？又哭又喘的，是不是很难过？可为什么哭声里又透着欢乐？

我小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对她做了什么，许多听来的话也只是印在脑子里，经年过后逐步理解，但我知道有关于她的部分在碎裂重组，一点点向着现在的罗文芳走来。她戴上妆容穿上丝袜，张开双腿坐在各种地方，所有故事书一叠脑地塞到床边，夜里沉沉睡去，不再讲潦草的故事或星星。

过了无数个这样的周末，突然有一天她说：你要有爸爸了。

我等着她宣布那些男人里哪一个是她丈夫，结果收到一句：“橙橙，你爸爸有儿子了，他想要一个女儿……你会听妈妈的对吗？”

她把我打包进走路生风的裙子里，和一个男人结了婚。那次婚姻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品。男人赌博成性，到婚姻中途已经变卖了所有家产；他的儿子对读书没有兴趣，只在把妹妹关进房间里玩过家家这方面用功，被我撞了头就改为深夜溜进房间抱着我睡觉。

我能应付各种哥哥，可以忍受被套在裙子里带去各种家庭，但实在难以接受她攀附各色男人，这个酗酒那个赌博，无一例外的是下一个总会更有钱，我说：“我们回八楼去吧。”

她讥笑：“吃你妈的用你妈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讲条件？”

那之后我再没说过“妈妈”两个字，因为实在无处可去，所以只在住宿上比较“麻烦”她，其余一概尽可能用自己的钱。她不知道我的各种小动作，只会在偶尔回来时自顾自地和我亲昵一番，更偶尔地，会嘲讽我用破烂货。

负面情绪积压成山，我不知道如何排解，只能向日记本倾诉，没头没脑地写上“我恨罗文芳”，附带了各种非主流文艺心碎句子。

“你恨我是不是？”她在饭桌上谈起来的时候，语气一如既往地平淡。

我感觉全身的血倒流向脚底，说不出的冷：“为什么看我的日记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看你的日记？”她夹了菜放进碗里，偶尔撩起眼神给我，想来并没有希求一个答案，继续说了下去，“恨我什么，给你买太多裙子还是让你有书可以读有饭可以吃？”

血液好像又涌回身体，我面红耳赤地吃完一顿饭，过后哭着全吐了出来。

她不得而知，照旧要和